倒掉一个如是书院不难。难的是，别让下一个冒出来。
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，8月16日，浙江新昌通报：如是书院系无资质违法经营，已被关停；赖某明等3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刑拘。
8月5日，南方都市报刊发调查报道《传销头目出狱后开办国学书院，家长被洗脑称孩子挨打才有效果》，当地当天成立联合调查组。8月6日，大象新闻发表评论《传销犯变“国学大师”，如是书院的戒尺打醒了谁？》。8月7日，赖某明等三人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从媒体曝光到抓人，只用了两天。
但从赖某明租下七盘仙谷306亩地、挂出“书院”牌子，到被关停，用了整整十年。
曾经的杨永信倒了，曾经的豫章书院倒了。如今的赖某明被抓，如是书院也倒了。每一次倒掉一个，都以为结束了。每一次，都有下一个“书院”冒出来。
同一个剧本，在不同地方上演。
赖某明的套路不新鲜：出狱后改名，注册“文化传播”公司，披上国学外衣，封闭式管理，暴力管教，家长掏钱送人。豫章书院的吴军豹这么干过，不少“戒网瘾”机构也这么干过。
306亩地，相当于28个标准足球场。6家公司正规注册，跨省巡回授课。这不是躲在地下室里偷偷摸摸的勾当。这么大的摊子，光明正大地活了十年。
通报说“监管缺位”。确实缺位了。
一个人租下几百亩山林、注册6家公司、长期对未成年人封闭式管教、没收手机、限制自由、殴打体罚——干了十年，没有一个部门觉得不对劲。
更荒诞的是，8月7日赖某明已被刑拘，书院工作人员还在家长群里要求“不传阅、不转发、不评论”，然后解散群聊。人都被抓了，那套精神控制的话术还在自动运转。
3人被刑拘是起点，不是终点。
更该反思的，是那些年被按下的报警。23岁的文雪被关12小时后报警，民警说“法律上你有道理，情理上父母有道理”，深夜把她留在书院，她最后翻墙才逃出来。丹丹被当众殴打后报案，警方已出具拘留文书，最后却因她母亲的一纸谅解书撤案——理由是丹丹“患过抑郁症”。
一个成年女性，自己挨了打、自己报的警。她母亲不是被害人，凭什么替她撤案？
当年把非法拘禁当“家务事”、把受害人陈述当“病人胡话”的每一次出警、每一份笔录，是否应该有人负责？
“戒尺经济”能反复死灰复燃，靠两根支柱。
一根是监管真空。注册成“文化传播”“教育咨询”公司，不叫“学校”就绕开办学许可，不叫“矫治”就规避行业审批。教育部门说它不是学校，市场监管部门说超范围经营难认定，公安部门说“家务事”不便介入。三头不管，中间就是盲区。
赖某明有传销前科，这不妨碍他出狱后注册公司、重新创业。法律保护一个人重新开始的权利。但重新开始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——6家公司的经营范围没有一项包含办学或心理矫治，而他实际干的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封闭式教育矫治。问题不在他的过去，而在监管只看执照不看场地、只看名称不看业务，让一家“文化咨询”公司在眼皮底下打了十年人。
另一根支柱是家长焦虑。孩子厌学、沉迷手机、叛逆，家长没耐心沟通，急于找个“能管住”的方案。12万学费一交，监护权一“外包”，换回一个表面“乖顺”的孩子。有家长甚至说“如平两巴掌就把孩子打醒了”。
把抑郁的孩子骗进深山，把叛逆的女儿交给陌生人的戒尺，看着别人扇自己孩子耳光还说“打得对”——这不是教育，是逃避。把自己教育孩子的责任“外包”给他人，是父母最大的逃避。
2025年2月，国办印发《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实施办法(试行)》，第四十条白纸黑字：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以夏令营、特训营、校外培训等任何名义开展教育矫治类活动。六部门已启动清理整治。
重庆赋苗教育“戒网瘾”事件，曾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。据上游新闻报道，重庆市成立工作专班，排查出19个区县的41家违规机构，全部关停。一个直辖市就藏了41家。全国呢？
法规不会自己长腿去巡查，禁令不会自己开口去执法。从纸面到地面，隔着的是执行力和问责制。“监管缺位”不应该是事后推脱责任的借口——谁该管没管？谁看了没看见？谁看见了不处理？必须追责到人，不能再用“深刻汲取教训”一笔带过。
“举一反三”说了多少年了？反出来的“三”在哪？
别再等下一篇报道来拯救下一批孩子。
除去“戒尺经济”的两根支柱，才能杜绝下一个“如是书院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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